高职扩招200万，高职院校如何应对新一轮扩招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看来，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施高职扩招，是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肯定，同时赋予了高职教育新的职责和使命。要求高职教育承载更多提升劳动力素质、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传承技术技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

“现在谈职业教育的语境变了，更多的是把它放在国家宏观发展中来看。所以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还是从当前如何稳就业、促就业的角度，高职扩招都有必要。”在听到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的消息时，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晓觉得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感慨“到了考验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的时刻”。

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共扩招116万人，百万扩招已如期“交卷”。接下来，我国1423所高职院校又该如何应对新一轮的扩招？

提起扩招，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首道坎便是，生源哪里来？怎么招？

在2019年高职扩招中，除了应届中职、普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类人员”也被纳入了招生范围。据了解，这些“非传统生源”约52万人，占去年高职扩招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95后退伍军人裘舜杰便乘去年扩招的“东风”，进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学习。疫情期间，他主要是上网课学习，“这样不影响正常工作，又可以让我多掌握一门技术，提升就业实力”。在他看来，“对有提升需求的人来说，扩招政策是一大利好”。

“过去，高职生源以18~22周岁适龄人口为主，即主要是传统生源。但今后，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应届生源比例将持续提高。”在刘晓看来，今年，职业教育更应进一步释放扩招红利，积极将此次疫情中就业影响较大的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纳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发现，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普遍年龄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机会成本和费用支出等考量，整体报考意愿偏低。对此，他认为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生源后顾之忧，比如放宽扩招户籍限制，为考生就近报考入学创造便利，同时加大对部分人员的财政补贴，对职业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

此外，从2019年高职扩招院校和专业情况来看，胡卫观察到，不同地区院校、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专业、公民办院校之间招生都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与此同时，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急功近利行为，一些院校降低选拔标准，表面“宽进”，实则无序招生、抢占生源，甚至公然承诺只要报名就能返还费用、包通过等，借机揽学费、要拨款，学生则变相花钱买文凭；还有一些学校为完成任务，照抄照搬上级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标不明确。

胡卫认为，深入做好新一轮扩招工作，首先要合理确定扩招人数，科学安排扩招时间。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研判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结合现有办学资源情况，逐年合理确定扩招人数，科学安排不同类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时间和节奏。结合产业链调整情况，除继续挖潜中职生源和“四类人员”外，适当扩大有接受高职教育意愿的产业职工招生比例，从源头上缓解不同地区、院校及专业之间的招生失衡情况，遏制院校扩招的短期行为。

面对扩招，高职院校的资源承载能力是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师资，尤其是‘双师型’教师紧缺。”胡卫算了笔账，按平均师生比1∶18计算，2019年扩招后，全国高职院校共缺5.5万名教师，如考虑每年自然减员约1万人，则有6.5万人的缺口。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56.67万人，普通高校师生比为1:17.95。其中，本科院校师生比为1:17.39，而高职院校师生比已达1:19.24。

今明两年高职再扩招200万人，师资缺口将更大。正如郑亚莉所说，“为确保扩招后的生师比，如何打造一支符合‘四有’标准、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成为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针对师资缺口，有的高职院校利用现有师资将对扩招学生的授课主要集中在晚上、周末或节假日；有的正在建设线上教学平台，针对在职工作的扩招学生实行线上课程为主、面授课程选修的教学模式。“这就需要高职院校盘活现有的教学资源来进行灵活安排，但这个过程也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应的奖励、激励。”刘晓说。

去年扩招了3000余人的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招聘了20余名专任教师，并从企业聘任了100多名兼任教师。“通过校企合作来充实我们的教学课程、师资队伍，可以加快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王雄伟告诉记者，经过去年的扩招，“学校在师资、实训平台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有了快速提升”。

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提到，到2022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建设100家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100个国家级企业实践基地。

郑亚莉建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出台关于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培养培训、考核评价、待遇保障以及兼职教师聘用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同时，支持校企合作共育，指导、推广一批有效的“校企互聘、成本分摊、绩效激励”师资队伍建设方法。

胡卫也认为，应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盘活存量教育资源。各地教育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扩招人数给予教学及生活设施基建专项补助。要敦促院校按扩招后生师比，加大“双师型”教师引进和培养力度，并鼓励院校间教学生活设施开放共享，创新教育教学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培训机构为“四类人员”提升文化素质提供培训服务。

除生源、师资等外，保障高职进行有质量扩招的关键在于培养过程。而这一过程，随着高职生源结构的变化也更为复杂化。

“现在高职院校面临着办学模式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和学校评价模式多样化三大问题。”刘晓说，以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为例，“过去可以拿着一套人才培养方案去培养学生，但现在学生的基础、兴趣、目标等都不一样，学校也应该去设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学生的培养方案。比如，学生可选择的学习形式、内容、资源平台是不是多样化的？对学生的评价考核是不是也应多样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主任陈月波在给该专业扩招学生上课时曾观察到，这些学生的最大特点是动手能力强，学习目标明确，对所学知识或技能的实用性要求更强，“有的学生选择这个专业，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就业创业，比如开个网店等”。

因此，陈月波所在的电子商务专业根据学生的特点及不同需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把课程设置为6个能力模块，“学生可自主选择其中4个模块学习，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让他们学到能够更好就业的一技之长”。

在郑亚莉看来，高职生源多样化的特征，的确需要当代高等职业教育突出因材施教这个主题。学校要充分调研“非传统生源”的学习背景、动机以及目的，结合学校办学特色，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确定教学计划，充分提升学习育人的成效。与之相应的，她认为，也应针对扩招后在校生的不同等特征制订针对性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鼓励开展线上教学、分散教学等。

“相关行政部门一方面要给予学校政策指导、加强监督，另一方面也要给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以及政策支持，如学分制改革、学时灵活安排、评价考核创新等。”郑亚莉呼吁，政府应鼓励企业参与办学，在制度保障、经费投入、成果共享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更实的政策、经济支持，促进企业积极、用心参与职业教育，“解决人才培养出口的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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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育报  作者 | 孙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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