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表示，产业、科技创新、人才、教育是影响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素。其中，产业是核心，科技创新是动力，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石。教育培养的人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科研究型，一类是技能应用型。我国人才面临着严重的数量不足，尤其是应用型的人才在结构上还是倒挂的。

邢晖以2019年的统计数字为例指出，欧洲研究型和应用型两大类人才的比例为2：8，美国为3.5：4.6，而中国则是倒挂的，学科研究型人才占大头，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只占30%。“以今年为例，我国高技能人才的缺口就占2000多万，教育基石亟待培养具有操作能力的一线解决问题的人才，所以说我国亟待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中华职教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

中华职教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表示，职业教育不管是从育人的角度，还是从新增劳动力的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支撑我国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至关重要。比如在中国西部，贵州铜仁职业学院获批创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带动了15家农牧升级养殖标准，年产增3000余万，创收近8000万元。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表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个新发展格局中，一个关键词就是实体经济，国家制造业需要的教育是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提供了70%的一线劳动者，职业教育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是从制度设计上实现职教与普教平等化

“展望‘十四五’乃至于更长远的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春天是什么？我想就是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看待的时候。”邢晖表示，我国原来的传统是“重学轻工”，当前社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轻视现象还很严重，要想实现职业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就要通过国家教育的制度设计使社会能够对职业教育等量齐观。“以前我国教育体系是‘h’型的版图，即普通教育包含高中、本科、学科硕士、学科博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职业教育的最高学历只到大专，直到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才把教育体系版图变成了‘H’型，职业教育也有了职教的本科，或者称为‘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使普教和职教两条轨道等高了。”

邢晖表示，目前很多家长还是不太认同职业教育，如果能够选择，大多还是会放弃职业教育，优选普通教育，因此现在亟待建设学历教育的两个文凭，普通教育的和职业教育的两张文凭最好能够互通、互认、互换，同时在劳动人事制度、分配方面拥有同等的待遇。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学校，一个是企业。”姜大源表示，除了在教育机制上进一步完善，还需要深化产教融合，从产业需求侧、从企业找到教育供给侧的创新，在两者之间学会架桥。做到工学结合，形成双向循环的生态系统。因此职业教育伴随技术发展，实现职业教育类目不断变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10月10日公布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指出，将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中央也提出，下一步将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姜大源表示，产教融合不仅是对职业教育要有差异化发展，对普通教育也要开展实践体验，引导高校将一线实际的需求作为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企业要以融资、合资、合作的形式建立产教融合平台，以及校企双制，实现产教融合的整个网络。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教育体系。”姜大源表示，不能一讲教育就是体系教育的事，要从终身学习、开放体系来讲，随时出去、随时进来，新的国家教育体系要关注非正规的职业培训和非正式的网站自学。

  三是加强机制和政策落地

马树超表示，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政策基础、规模基础、布局基础和成功案例，但目前还有很多要落地的机制上的问题，需要重点破解。比如，要强调类型教育的产教融合特征和服务地方行业的适应性发展的特征，在评价上要明确绩效评价标准、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学生职业生命力和学校服务地方行业贡献力的优化提高；目前职业院校的法人证书的“业务范围”内，没有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容，这为很多院校在开展技术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时带来了很多瓶颈和约束；还应创新教师开展技术研发服务等激励机制，提高“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效能；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培训评价方法。